中国有着数千年的产茶历史，中叙堂有着全品类的茶叶产品。普洱茶历史更为悠远，是在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中华古老文明中的一朵奇葩。

 首先让我们穿越时空的隧道，回望数千万年前古特提斯多岛洋上普洱茶最早的生命轨迹。大约6500万年前，也就是在恐龙灭绝后的新生代早期，种子植物中的山茶属植物，在亚洲板块的南缘繁衍生息。

到了新生代的中期，联合古大陆再一次解体，几大洲的板块再一次移动，产生了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碰撞，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开始了。青藏、云贵高原急剧隆起。在迄今200万年前至300万年前的第四纪冰川时期，寒冰长久覆盖的植物基本消亡，而云南的大叶种茶树，地处北回归线附近、亚热带高原，躲过了这场灾难，继续顽强生息。云南也被学界公认为茶树发源的核心地带。

公元前1066年，常璩《华阳国志》记载：“周武王伐纣，实得巴蜀之师，……鱼盐铜铁，丹漆荼蜜皆纳贡之。”有史学家考证，巴蜀之师共有八个部落，濮人（布朗族的祖先）是其中一个部落。这说明早在3000多年前，布朗族的祖先就已经把茶作为贡品了。

宋代饮茶习俗风靡全国。宋徽宗赵佶御笔论茶，写出《大观茶论》。王安石《议茶法》云“茶之为民用，等于米盐，不可一日无。”南宋李石的《续博物志》专门描述了古滇银生节度诸山所产之茶的采摘、食用等细节。

1381年，“普耳”一词第一次出现在文书中。当时普洱区域划归元江军民府车里宣慰司管辖，称“普耳”。此前出现在唐宋元诸代的史籍中，都写成“普日”或“布日”。

清代普洱茶历史是辉煌和凝重的。1661年（清顺治十八年），刘健《庭闻录》载：“北胜（今丽江永胜县）达赖喇嘛、干都台吉以云南平定，遣使邓几墨勒根赉方物求于北胜州（今丽江市永胜县）互市茶马”。平西王吴三桂正式奏请朝廷，建议在云南开市易马。吴三桂的奏文获得皇上恩准。“茶马互市”不仅满足了西藏人民对茶叶的需求，而且在政治上把西藏和祖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

云南虽地处西南边疆，但是全国茶产业的兴衰，对云南的影响也是直接的。1886年，中国茶叶出口达到历史高点，随后逐年下降。清末的普洱茶与整个中国经济一样，外销受到法国人的限制；边销西藏，则有英国人在印度阻拦。出产贡茶的倚邦当时是五大茶山之首（攸乐茶山当时归土司管辖），已不复昔日之繁华，户不过五百，茶号从二十余家衰落到二三家。易武的茶号也从四五十家减至四五家。

20世纪初叶，顺宁（今凤庆）、他郎厅（今墨江）、宁洱县、景东直隶厅（包括景谷）、镇沅厅、永康县（镇康县）、云县、腾冲等地纷纷引种大叶种茶。1908年（光绪十三年），清廷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，加之该年又发生了进贡马帮在昆明附近被抢劫事件，普洱贡茶时代从此结束。

民国初年，西双版纳江外地区也推行了“改土归流”，汉人开始进入勐海地区经营茶叶。1920年，纳西商人杨守其发现了一条进入藏区的新道路。他们从勐海出发，由马帮将茶驼至缅甸景栋，在景栋换成汽车，中途再换成火车运输到仰光。在仰光换轮船运到印度加尔各答，再换成火车和缆车经西里古里运达印度的葛伦堡将茶叶出售。茶商最终贩运至后藏。这条进藏新茶路比经思茅、景东、巍山、下关、丽江、迪庆到拉萨远1000多公里，但由于使用了现代交通工具，实际运输时间缩短了三分之二，成本下降了。这极大刺激了勐海、车里（今景洪）的茶叶产业发展，进藏茶叶由过去每年三千担猛增到每年三万担左右。

2004年以后，勐海茶厂、下关茶厂等相继改制。普洱茶的普及和升温还得到了文化工作者的助力。普洱茶图书的大量出版充分挖掘了普洱茶的文化厚度。同时，健康主题的拓展、历史深度的挖掘、休闲体验的提升等也使得普洱茶更加迷人。

 2019年，联合国宣布每年5月21日为“国际茶日”，以赞美茶叶的经济、社会和文化价值，促进全球农业的可持续发展。截至2019年底，云南茶树种植面积676万亩，茶叶总产量43万吨，其中普洱茶产量为15万吨。

国盛茶香。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持续升级，普洱茶产业正沿着“有机引领，主打绿色”的方向，在低纬度、高海拔的云岭大地上，以持续、快速、健康发展的态势，阔步走向茶舞台的中央。

世界茶文化交流协会永久荣誉会长——唐杰作为中叙堂山河无恙普洱系列鉴证人，中叙堂山河无恙系列，私房珍藏，限量推享版普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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